诉我她的家庭地址，我也始终没有问出口。

年后，沈樱没有回来上班，手机也关了机。

我始终保持手机充足的电量，但她的声音再没响起过。

非典疫情开始变得严重，每天都要测体温。

2月14号，我接到了一个来自香港的电话。

“大灰熊，你想我吗？”

沈樱的声音如电流般瞬间让我泪流满面。

我转身跑上天台，大声回应：“***，我想你，我想死你了。”

原来，肉麻的情话可以说得如此大声。

我问她在哪里，她说现在在九龙。

“我马上就可以回来了，你要等我啊！”

她还叮嘱我：“还有，离那广西妹远点。”

我能想象她吃醋生气的样子，皱着眉头，咬着牙齿，一定很可爱。

可惜她来不了。

几天后，香港出现了首例非典病人，疫情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迅速传播。

到了三月底，淘大花园出现了多例病例，疫情席卷了整个香港。

4月份，东莞也出现了一例。

厂里高度重视，严禁员工出厂后去人口密集场所，体温升高者立刻隔离。

期间，我接到她的电话，说她被禁足了，连电话都不准打。

之后，电话再也没有响起。

我伤心之余，大病一场。

疫情过后便辞职离开了东莞。

我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时，背包里只有褪色的厂牌照片。

手机在返乡列车上失窃那天，像是某种隐喻——与旧生活的最后联系，终是断了。

2004年，三元里村总飘着皮革的硝石味。

我在一家皮具城当理货员，每天数着发往全国各地的牛皮包，却数不清自己未来的日子。

那个秋阳斜照的午后，陈英拖着玫红色行李箱，站在三元里牌坊下，像株移动的木棉树撞进我的视线。